压下去。当地未被抓捕的打行恶少或是隐遁,或是转移至附近的松江、嘉定等地发展,反而壮大了这些地方打行的实力。
到明朝末年,嘉定地区到处是打行恶少,遍布城乡,官府也无法管束。
打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市井繁华的扭曲体现。大量无地流民涌入大城,难免会有管理问题,这与某一时期上海滩和港岛H帮盛行,原因大致相同,官府无法有效管理,自然给了帮派可乘之机。
说回儒家。明朝以理学为官学,选拔出的官员难以跳出理学的圈子,即使后来心学被禁又被立,但这仍然只是对理学的修补,从儒学根子上来讲,它已经跟不上时代。
明朝看似外儒内法治果,但文官评断对错的标准通常会依据是否附和儒家君子的道德观,而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使是如海瑞这样的清官能臣也是如此。更何况,明中后期贪官污吏横行,哪还有什么道德观可言。明末江南,佃奴成婚必须给地主孝敬,佃奴子弟取名必须避主家的讳,连鞑子见了都直感震惊,你就可以知晓这帮文人是什么德性。
想破解这样的窘境,除非能再出一个像朱熹那样的人物,重新著书立说,确立一套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儒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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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何其之难,不是没有古人尝试,如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包括永嘉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此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倡导通商惠工、减轻捐税。可这套理论并不完善,大部分文人士子极不认同,最后只能成为历史。再如明后期泰州学派反对束缚人性,倡导思想解放;明末黄宗羲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百姓权利,这些思想逐渐走到了君权的对立面,皇帝如何会采纳。
儒家能历朝历代被君王尊崇,根源在于它维护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稳定。而商品经济社会追求的是效率,两者的目的南辕北辙,林江生这个老学究如何能看懂。
在安平生活多年的林江生不懂,初来乍到,作为旁观者的唐寅更不会懂,如此这般隔靴搔痒的探讨,很快聊不下去,两人便转移了话题。
一直在台南呆了一个多月,见自己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唐寅便搭乘商船前往了下一站。
至离开时,唐寅始终不知给自己检查身体的女大夫是何姓名,若是自己还风华正茂,说不定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现在已白头不惑,唐寅也就没了那个心思。
这个时候的唐寅修禅近佛,在苏州时,常与好友沈徵德和顾华玉在禅寺饮酒作诗,这从他号六如居士就能看出其中心态。
送至码头,林江生取出自己在典藏馆获赠的钢笔相送,这物件宋洲干部人人在胸前别着,算是一种时尚风潮。
唐寅没有推辞,收下礼物,随手写下一首诗回赠。
林江生拿起宣纸欣赏:“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疑道是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待他抬头时,商船已悄然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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