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其实都来自日本本土生产。在日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中，包括半导体、微芯片在内的高附加值零部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亚洲、北美、欧洲都是日本汽车零部件出口地区，其中集成电路、传感器、发动机、变速器等零部件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我们日本是中国进口零部件第一大国，不过在这个全球化日趋深入的年代，一件商品的生产常常由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的人们分工协作而完成，汽车的生产就是一个明证。即使是日本本土生产的纯种日系车，也需要其他国家的零配件，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车多少都流着日本的血液。要抵制日系车，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实就是抵制一切车。冯市长，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吧？”

　　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中日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和扩大，我中有他，他中有我，而且这样的合作也确实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且双方都因此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他前面的话讲得也有些道理，两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不是我们地方政府和他所在的企业可以去插足的。就我们上江市与他们这家企业来讲，我们双方最关键的东西其实还是经济上的利益。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多多少少也有着一些仇日的情绪，这其实说到底还是民族血液里面遗传下来的东西，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情绪。

　　不过我现在是这个地方的市长，必须要暂时放弃自己内心里面的这种情绪，必须理智地去面对我们双方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只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强了，那才最有发言权。而对于我们地方政府来讲，大力发展好我们当地的经济，让老百姓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地方政府，乃至我这个市长的首要之责。

　　我不得不点头认同他的观点，随即说道：“我认真研究一下听证会的相关问题后再说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作为地方政府来讲，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我不住向我道谢，接下来我们喝了不少的酒。这个日本人一喝醉了后就开始多话，他对我说道：“冯市长，其实我们两个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战败，当时是你们的国民党政府自己放弃我们的战争赔款。蒋介石当时是这样讲的：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后来你们的共产党政府也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这种对日政策。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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